清代王鎏的货币理论是典型的“名目主义论”，

王鎏的货币理论是典型的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其完整和彻底性远远超过了前人。他是中国封建时期名目主义货币理论的集大成者。名目主义理论可以不同的历史作用，而王鎏的理论则是鼓吹滥发纸币的理论。

纸币是金属货币的符号，用传统的说法就是钞虚而银实。王鎏不承认这一点，他说：“至谓钞虚而银实，则甚不然。言乎银有形质，则钞亦有形质；言乎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则银钞皆同。”

南宋的辛弃疾曾说过：“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辛弃疾只是说铜钱和纸币都没有直接作为衣食之用的使用价值，王鎏则进一步从银钞都有一定的自然形态，都没有直接作为衣食之用的使价值立论，来否认虚实的区别。

既然“银钞皆同”，那当然用银和用钞都无所不可了。王鎏认为纸币是更理想的货币，因为它取之不尽：“凡以他物为币皆有尽，惟钞无尽，造百万即百万，造千万即千万，是操不涸之财源”。明末钱秉镫说纸币“命百则百，命千则千”，王鎏将数字增加了万倍。

纸币流通确实能够根据流通需要随时增加发行数量，不像金属货币那样要受本身数量的限制。但是纸币虽然不受本身数量的限制，却要受客观流通需要的限制，它本身也不是财富。

而在王鎏看来，纸币却是取之不尽的财富，国家发行多少纸币，就等于创造了多少财富。这是把名目主义货币理论发挥到了极点。取之不尽的钞，用什么来保证它的购买力的稳定呢？从王瑬的议论中可以找到两点。

第一，一张千贯的纸币，要兑钱一百万文，哪里有那么多钱来维持兑现？即使要兑钱，至多也只能兑不足值的大钱（王鎏主张提高铸大钱的工本费，但这并不能增加大钱的实际价值），兑现比不兑现好不了多少。

这种纸币实际上绝大多数不能兑现，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若行钞，则竟以之代银代钱矣”。不兑现纸币确是要靠国家的“权势以行之”，但只有在纸币发行量不超过流通的需要量时，这“权势”才能起作用。

第二，“收敛有术”。王瑬反对宋孝宗纸市“少则重，多则轻”的说法，宣称：“然亦不患其出之多，而第患其人之少。苟收敛有术，流转于上下而无穷，奚至于多而轻哉？”收敛有术也确是维持纸币正常流通的重要条件之一。

可是他所说的“收敛有术”，不过是指“国赋皆令纳钞”。当纸币流通量大大超过流通需要量时，国赋到底只占纸币发行量的一个极小部分。要想依靠对这一小部分的回收，来维持已经大大超过流通需要量的纸币的购买力，是不可能的。

金属货币超过流通需要时能退出流通而被贮藏，纸币则不注定。王瑬却要让纸币无条件地发挥贮藏手段的职能，他说：“富家因银为币而藏银，今银不为币，富家不藏钱则藏钞矣。此自然之理也，藏钞以待用耳。

因此，他主张把大钞制得像文物一样，认为这样就会被人当作文物宝藏，以至流传千古。也因此，他还主张官库和富户用黄金做匣藏钞，以免钞毁于火。王鎏曾引宋孝宗时所谓“楮币重于黄金”的话，在这里，他真要使“楮币重于黄金”了。主垫力图把中国历史上纸币流通的失败归之于技术方面的原因，而否定它同通货膨胀的关系。他说“从来钞法难行易败”“并不关取之不尽”，“若夫物价之腾踊，原不关于行钞”。

物价上涨当然不一定由于纸币流通，但不能说任何物价上涨都同纸币流通无关。纸币流通而又“取之不尽”，物价就非上涨不可了。

王鎏还把纸币比作井田，说“钞法与井田实同”，“然井田可行于田多人少之时，而不能行于田少人多之日，惟钞法则取之无尽，可以通井田之穷”。他宣称“行钞则天地间顿增此一种大利，不行钞则此利遂亡”。

行钞为什么能解决各种社会矛盾？王瑬作了很多解释。例如消除鸦片贻祸，他说因为用钞以后，“外洋虽载烟来，易我钞去，而不为彼国所用，则彼将不禁而自止”。不仅如此，他还说用钞以后，白银也不会流向外国。

“洋人欲得中国之货，必先以银买钞。彼之银有尽，我之钞无穷，则外洋之银，将尽人中国”如消除边疆起衅，他说“边疆起衅，每因抢夺银币而然，今易以钞，彼此无所觊觎，则弭边界之生衅”。

至于行钞可以扫除文盲，则是因为纸币上面印有格言。诸如此类违反常识的无稽之谈，触目皆是。欲操钱币之权只有行钞。那么用纸币来搜括民间藏银和其他财富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给行钞加上这样冠冕堂皇而又这样露骨的理论前提，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所仅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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