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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黄宗良的论文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在线投稿】 栏目:期刊导读 时间:2021-03-15
作者:网站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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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不久前,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的论文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汇集了2004年以来他的四十多篇文章,从苏俄革命直到当代中国,对人们时下关心的许

不久前,北京大学黄宗良教授的论文集《从苏联模式到中国道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此书汇集了2004年以来他的四十多篇文章,从苏俄革命直到当代中国,对人们时下关心的许多历史、理论和现实问题均有论列。读完此书,感到有相当的重量,遂产生写一篇评论的念头。

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与现实关系紧密相连。正因此,这个领域中的学者,任谁都不可能终生蛰伏书斋,不问世事,像考据家那样沉浸在故纸堆里。但是,知识结构、学术兴趣以及志向等各方面的差别,决定了研究者们的侧重不同。一些人较专注于理论、历史中的问题,另一些人则对现实社会与政治问题给予更大的关怀。

黄宗良教授应该属于后一类学者,他的这本文集,便具有这一突出的特点。无论谈苏联还是谈中国,他的落脚点都是十分鲜明的,即通过自己的头脑、口和笔,着眼于我们社会当前的迫切问题及未来的进步方向,针砭时弊,直抒己见,提出建设性的主张。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苏联与中国的发展道路十分相似。惟有在联系和比较中,才能真正把握住这两个大国的内在发展逻辑,从而对我们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有深入的了解。黄宗良的这本文集,在这方面的意图是非常自觉的。

整个说来,他对苏联和中国的总的革命道路仍持明确的肯定态度。他反对如今流行的“告别革命”之说,认为处于严酷剥削压迫之下的人民理应有革命的权利,不同意从根本上否认革命的历史的和道义的合理性。他认为,尽管在许多问题上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尽管存在着众多的错误和失败,从苏联到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还是应该承认的。即使对于斯大林模式,他也还是有相当程度的肯定,认为,我们“并不是否定斯大林模式曾经取得的成就;我们只是不赞成把它当成惟一的社会主义模式”(《文集》第38页,以下引此书,仅注明页码)。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发展市场经济道路上的成就,也都不含糊地给予正面的评价。

然而,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出发,从我们当前的社会进步需要出发,《文集》中更多的是对苏联模式以及当前我们政治体制中的弊病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揭示和批判,并不像时下的不少蹩脚批评者那样,只会拾起“阴谋论”这件再破旧、再笨拙不过的武器,胡乱挥舞一通,而是通过历史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指出这种体制下的众多缺陷和矛盾,并提出自己的解决问题之道。《文集》中这方面的许多言论,尽管往往出自十几年前,至今看来仍是很有启发性的。针对那些饱食终日之余,不问是非曲直,不问青红皂白,永远高唱盛世赞歌的人,黄宗良提醒的是:少些盛世心态,多些忧患意识!

这本文集涉及面广,内容丰富,但贯穿全书的核心议题,是对从苏联到中国这类“现实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化”现象的关注和论述,因此,我的这篇评论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来。

黄宗良认为,特权官僚阶层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致命伤。他写道:“苏联体制、包括苏共党内的体制的突出特征是高度集权,一党高度集权,领袖个人高度集权,甚至个人专权;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这个体制的关键性毛病就是在干部任用上,广泛实行自上而下的委任制,使民主选举。民主监督流于形式,甚至连形式都不存在。这就从根本上无法真正体现党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这就导致两个后果:使领导集团、执政阶层不能从体制上保证代表广大民众的利益,最后形成了从经济地位、生活方式、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同广大民众格格不入的官僚特权阶层,于是大部分民众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个党并不像所说的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代表了官僚阶层的利益。”(第41页)

黄宗良向人们说明,在苏联,官僚化问题由来已久。早在革命后的最初岁月里,由于权力的不断集中,官僚主义已经开始萌芽,到了斯大林时期,更是全面发展膨胀,形成了一个无处不在的官僚特权阶层。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有过一些值得肯定的改革措施,但没有真正突破斯大林体制的框架。勃列日涅夫时代总的说来是因循守旧,回避问题,平庸无为。表面看上去,这一时期制度的运作似乎平稳了,完善了,但在表层下面掩盖着的是矛盾的深化。官僚特权阶层更加膨胀了,滥用权力、营私舞弊的情况更加普遍了,“官民矛盾,即官僚特权阶层与要求苏联社会前进,跟上当代世界潮流,不断提高物质文化水平的广大人民的矛盾”(第83页)更加严重了。在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之下,矛盾在潜移默化地积聚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原有的体制内“已经没有多少改革的余地了”(第50页)。这些矛盾,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随着“新思维”、“公开化”的推行而全面爆发。依照黄宗良的意见,戈尔巴乔夫的这些主张,一般而论并不为错,但他没有掌握好“限度”,“没有估计到可能的失度、失控”(第88页),以致事情终于发展到政治巨变,国家解体。一个庞大无比而又脆弱的建筑,在官僚特权阶层的长期统治和广大民众的失望之下,顷刻间便倒塌了,“官僚特权阶层变成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颠覆者”(第143页)。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 网址: http://www.shzyyjzz.cn/qikandaodu/2021/0315/6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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